安博体育官方网站《尘封档案》系列197：命运如丝第二章悬办主任杨宗俊走进了位于北站分局的第三专案组办公室，这是北站分局特地腾出的一个原准备留给即将到任的分局政委的套间，是全局最好的一个办公室。杨宗俊一出现，萧顺德立即把他迎进里间。在外间聊天的庄敬天、钟梦白、彭倩俪、马麒麟、李岳梁等人都知趣地压低了声音。

　　庄敬天朝专案组唯一的女侦查员彭倩俪打个手势：小丫头，怎的这么没眼色？快上茶！彭倩俪赶紧手忙脚乱找茶杯茶叶。

　　这些人中，侦查员马麒麟年龄最长。他今年四十三岁，浙江宁波人氏，少年时来沪在米行学生意，几年下来干活儿干出了一身力气。十九岁那年，法租界巡捕房向社会公开招聘，老板怂恿他去应试，竟然一下子给法国人看中了。马麒麟在法捕房干了七年，又跳槽去了公共租界巡捕房干。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公共租界被侵华日军占领，巡捕房被汪伪政权接管，改称局。

　　马麒麟拒绝留用，宁愿摆小摊头谋生。抗战胜利后，这才重新回到被政权接收的局，重干老本行。上海解放后，军管会对旧进行甄别，留用了一部分，马麒麟就是其中一个。

　　人说干的都是人精，这话不无道理。马麒麟就是一个人精，所以，尽管他只读过五年书，嘴上也讲不出一套套大道理小道理，可内心却是清澈如镜，他知道自己是留用人员，要想保牢饭碗，除了兢兢业业干活，还得谨小慎微，不但大大小小各级领导，甚至像庄敬天、钟梦白、彭倩俪这些跟他的子女年岁相仿的新鲜血液,也不能得罪。

　　李岳梁也是留用，不过他的情况跟马麒麟不同，1944年，他还在汪伪政权的局干时就加入了地下党。这么些年来，虽谈不上建功立业，也做了不少工作。军管会对旧进行甄别，对李岳梁的结论中就有能够完成党组织交办的任务，为事业作出了贡献云云。他同样是一个人精———组织上根据他的资历、能力，量才录用，派他去榆林分局下面的一个派出所当副所长，他立刻装病住进了医院。领导于是知道他不想当官，就让他在市局当了一名普通。这使李岳梁很满意，用他的线;以我这点儿不入流的业务水平，做一名小，也该知足啦。

　　这时候，彭倩俪沏好一杯茶，端进里间，出来时带上了门。在外间的几个人悄声嘀咕，专案组刚成立，悬办主任大驾光临，是不是要交代什么工作？

　　果然，在里间，杨宗俊落座后客套了几句，问是否需要增添些什么办公用品，个人方面是否有什么困难需要组织上帮助解决的，之后，就说到了正题：我来三组，还有一件事，就是下达你组承担的调查任务。

　　尽管萧顺德对于即将接受的任务的难度已经有了思想准备，可此刻从杨宗俊嘴里说出来，依然让他感到震惊———1931年冬，江西苏区中华苏维埃政府根据上海党中央的指令，筹措了一百二十两黄金秘密运送上海党中央总部。这是有史以来最高领导机构向苏区政府下达的拨款指令中金额最大的一笔，要求的时间也很紧，所以这笔黄金被称为特别经费,简称特费.当时，从中华苏维埃驻地瑞金到上海市之间，除了苏区控制的不大的一块地盘，大部分地区处于的白色恐怖之中，而且江湖险恶，土匪强盗、窃贼骗子多如牛毛。于是，怎样把特费从江西苏区安全运抵上海就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为此，上海党中央与苏区方面专门启用了一套新密码，通过电台进行了沟通，最后决定由苏区方面的中央保卫局和上海这边的中央保卫机关共同负责特费运送一应事项。至于这两个机构是如何进行沟通的，因材料不足，现在已经不知道了。

　　1931年11月6日，苏区方面的交通员携带特费动身。按照党中央的指令，特费必须在一个月内运抵上海。可是，一个月过去了，特费却不见踪影。上海党中央与苏区方面频繁沟通，最后得到的结果是：特费凭空消失了！

　　这次行动的失利，给党的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当时，党中央就下令对此进行调查，江西苏区的保卫局、上海这边的中央保卫机关都派出了调查人员，分赴特费运送时途经的地区进行秘密调查，为此还有同志被捕牺牲。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和调查渠道的原因，那次调查虽然了解到了一些情况，但未能破解特费凭空消失之谜，最终成为一桩历史悬案。

　　这起悬案，在中央人民政府及中央有关部门联合下达给中央华东局指定调查的六起案件中排名第三，因此负责承办该案的专案组也相应称为第三专案组。

　　萧顺德听着，自然有些坐立不安。这不能怪他沉不住气，试想，发生于1931年的案子，涉及地域如此广泛，这个时段又经历了国共之间、军阀之间、中日之间的兵荒战乱，政权更迭，人口迁移，现在让人怎么调查？

　　萧顺德暗忖，即使让我这个至今连公安局有哪几个部门都说不上的大外行，调查一桩普通的刑事案件，面前的障碍恐怕也不是简单到用困难两字说得清的，更何况是这等大案甚至是悬案、死案！明明晓得我从来没有干过这一行，一下子把这么重的一副担子压到我的肩膀上，这不是等同于把一个从来没下过水的生手扔到黄浦江里，还让他必须游到对岸吗？

　　不过，他并没有发牢骚。凭他长期从事工作的经验，凡是组织上下达的任务，不管是否有条件完成，都得接受，然后，努力去做，还要做到最好。不会游泳也得下黄浦江，周围不是有几个会游泳的跟着他吗，向他们学习吧。

　　这样想着，萧顺德脸上也露出了笑容：现在还没想到有什么困难，如果在接下来的工作中遇到了，我们自己无法解决的话，再向领导提出吧。

　　上下级之间的谈话结束。萧顺德把杨宗俊送走，返回办公室时，庄敬天等五人已经坐好了等候他安排工作。萧顺德取出一包香烟，刚要拆开了散一圈，马麒麟已经站起来，嘴里说着抽我的,掏出香烟给萧顺德、李岳梁、庄敬天每人递了一支，接着，手上像变戏法儿似的倏地亮出了一个美国白铜打火机，正要往萧顺德跟前凑，被后者摆手制止，自己划火柴点燃了。

　　抽了两口烟，萧顺德说：同志们，刚才‘悬办’杨主任来下达了我们三组的调查任务……刚说到这儿，他突然改了主意，这事儿回头再说吧，现在我想出去一下，今天放假，李岳梁同志留下值班，其余四位同志可以自由活动，不过要跟老李说清楚自己的去向，以便有事随时可以联系上。

　　这番话说得大伙儿面面相觑，人人都在心里嘀咕，这位听说来头不小的领导这是怎么啦？马麒麟最先反应过来，表示他可以留下和老李一起值班，万一有事也可以跑个腿什么的。萧顺德点点头，随手把桌上那包还没拆的烟递给马麒麟：老马你留着抽吧。又转脸看着庄敬天、钟梦白、彭倩俪，你们三位呢？

　　庄敬天和钟梦白对视一眼，后者微微点头，于是便说：我和小钟想去浦东，跟三官镇上的林道士说说跟他拜师学武术的事儿。学武？钟梦白说：林道士武艺高超，寻常七八条汉子近不了他的身呢。萧顺德点点头：小庄你去拜师可以，但不能搞封建迷信那一套仪式，你是党员、人民，要注意影响！明白！彭倩俪在一旁说：我长这么大还没去过浦东呢，我跟小庄、小钟一起去。

　　昨天，庄敬天、钟梦白到北站分局悬办第三专案组报到后，钟梦白见庄敬天老是提不起精神的样子，猜测必是先前跟那几个扒手较量时吃了亏的原因。他对庄敬天说：你在三官镇待过，听说过那里有个林道士吗？庄敬天摇头。钟梦白告诉他，这林道士不但会武术，还是一方高手，腿功尤为了得，号称浦东第一腿.听说当年杜月笙老家的祠堂落成典礼时，林道士还受邀登台表演。于是，庄敬天就说要跟林道士学艺，请钟梦白相帮牵线搭桥，钟梦白一口答应下来。

　　钟梦白敢大包大揽，那是因为他在上海战役中负伤后，曾在三官镇野战医院住院治疗，出院后又去镇上俞家休养过一个多月。俞家就父女两个，父亲俞衡友原是镇上的钟表匠，抗战期间跟活跃在浦东的游击队朱亚民部联系密切，还加入了地下党；解放战争时期，老俞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做过一些掩护同志、收集情报、转送物资之类的机密工作；解放后，俞衡友担任三官镇镇长。

　　钟梦白救的小俞姑娘，就是俞镇长的女儿俞毓梅。去年初夏，上海战役揭开序幕时，小俞刚刚过了十七岁生日，她在上海市区一家教会办的学校读二年级。战役爆发前，护校放三天春假，俞毓梅回家后，父亲说马上要打仗了，你就不要回市区了，在镇上待着。

　　没几日，国共双方正式开打，军队对于上海外围守卫甚为顽固，解放军伤亡颇多。住在三官镇以及镇外乡下老百姓家的解放军，通常是一家住一个班或两个班，白天睡觉，黄昏用过餐后集合出发，次日黎明返回时，常常伤亡过半，甚至整个班都没能回来。这种情况下，三官镇上的解放军野战医院的救护任务之重可想而知，俞衡友便让女儿去野战医院帮忙。钟梦白为救俞毓梅负伤后，住院半月，但还需要休养，俞衡友就让人把小伙子抬到自己家里。

　　这时，上海已经解放，俞衡友担任三官镇镇长，工作繁忙，就让女儿照料钟梦白，还请来他的老友、镇外三友观的林道士每天两次给钟梦白气功推拿，疗治内伤。林道士跟小伙子很有缘分，一段时间相处下来，竟然看中了钟梦白，说小钟是一块学武当内家拳的好料，你就不要走了，待在三官镇上工作，跟我练内家拳吧。可钟梦白天生对武术没有兴趣，为此，林道士甚为遗憾。

　　被分派到公安局后，钟梦白已经两个星期没来三官镇了。今天突然出现，而且还带来了两个同志，这使已在镇上新办的卫生所当的俞毓梅惊喜不已。她立刻向所长请了假，给镇政府打了个电话通知了父亲，又请卫生所煎药房送药的小张骑了自行车前往镇口三友观告知林道士，这才兴高采烈地把客人往家里领。

　　彭倩俪帮着俞毓梅杀鸡宰鱼准备午饭时，林道士来了。这个老道年届五旬，身形高瘦，两肩耷拉着，双手笼在袖中，头发略有花白，颏下一把稠密的山羊胡。人虽消瘦，却不显单薄，每走一步都稳稳当当的。他是南汇人氏，姓林，名曾逸，少年时父母双亡，流浪在外，跟苏州一个道士学了七年武当功夫。后来游走江湖，又拜名师学过北派潭腿，三十岁回浦东，进了三官镇外的三友观，直到现在。

　　落座后，钟梦白介绍了庄敬天的情况。庄敬天上前行鞠躬礼，说我想拜您老为师，学些拳脚功夫。林道士答应得很痛快，说既是小钟荐来的，必是信得过的。况且还是民警，自是懂法守法的，我也不多问了。

　　庄敬天遂取过向李岳梁借了钱买的一条香烟、两瓶酒，双手奉上，又恭恭敬敬行了三个鞠躬礼，口称师父，算是正式成了林道士的。

　　不过，此刻他心里有些许忐忑：听说这武林拜师光鞠躬不顶事，非得磕头才有用，我这会儿拜师不磕头，师父不知是否会见怪？

　　席间，林道士问庄敬天：刚才小钟说你练过武，几时学的？在哪里学的？学了几年？练的是什么拳？师父是谁？庄敬天一一回答：十二岁那年在家乡学了三年少林拳，师父是村里的老人，听说以前在少林寺待过。你练给我看看。庄敬天起身来到院子中间，虎虎生风地打了一套。钟梦白和彭倩俪没见庄敬天打过拳，当下鼓掌叫好。庄敬天对钟梦白说：老弟你这就没劲了，你又不是不晓得昨天那事儿，还喝什么彩？彭倩俪听着觉得奇怪，便问：昨天怎么啦？

　　钟梦白想起庄敬天让他保密的话头，便把眼睛看着外面，不吭声。彭倩俪见状，越发好奇，盯着庄敬天反复打听。庄敬天叹口气：也罢，小钟你干脆就说出来吧。钟梦白就把昨天庄敬天让人家钉在地上动弹不得的那一幕说了一遍。再看林道士，只是手抚须髯微笑不语。俞毓梅问：逸叔，那人练的是哪门功夫，这等了得，您对付得了他吗？林道士说：听下来应该是柔术，这种功夫源于中国，后来流传到了日本，日本人加以改进，使之有了更强的技击能力。至于是否对付得了，我没碰到过这种对手，说不好。不过，据我所知，这种本领在技击术里好像还排不上号。既是技击，那就得以一敌几，像他那样把人‘钉’在地上，只适合比武时一对一的情况，如若用于实战，他‘钉’对手的时候，旁人上来冲他脑门来一记，那岂不吃大亏了？言毕一跃而起，朝庄敬天一招手，你来攻我。庄敬天没见识过林道士的本领，正想一试，当下便冲师父一拱手，脚下一动，已闪至林道士身前，挥拳便打。在场的钟、彭、俞三个还没看清林道士是怎么出的招，庄敬天那八十公斤重的身躯已经飞了出去，扑通一声跌翻在一堆稻草上。庄敬天大叫邪门.林道士说这不是邪门，是内家功夫。你好好学，刻苦练，以后不管遇上哪种功夫的对手，只要不让他近身，他就发挥不出自己的看家本领，你就有了胜算。

　　正说着，门外一声咳嗽，走进一个背脊微驼、满脸凹坑的麻脸小老头儿，鼻梁上架着一副镜片厚如酒瓶底的高度近视镜。这人就是俞毓梅的父亲，三官镇现任镇长俞衡友。钟梦白赶紧上前问候，又向俞衡友介绍了庄、彭，俞衡友连说欢迎,从怀里掏出一瓶烧酒：贵客登门，无酒不欢！只是老夫染疾在身，不敢陪饮，还望见谅！

　　饭桌上，俞毓梅问钟梦白怎么这么长时间没来三官镇，钟梦白说工作比较忙，抽不出空。俞毓梅问在忙些什么事儿，钟梦白还没开口，俞衡友已经沉下脸：毓梅，小钟是公家干部，干的又是公安工作，他们是有保密规定的，你怎么可以胡乱打听？别说你了，就是小庄、小彭，同在公安局工作，如果不是执行同一桩任务，按规定也是不能互相打听的。你以后要注意，不该你知道的事情不能问。彭倩俪机灵，见气氛被俞衡友这番话弄得有些尴尬，立刻起身给众人斟酒：我们应该敬敬俞镇长、逸叔！饭后，俞衡友忙于工作，先离开了。庄、钟、彭三个坐着喝了一会儿茶，彭倩俪说时间不早了，我们也得回去了，没准儿萧组长那边还等着我们要布置任务呢。这时，俞毓梅在厨房里叫你们哪个进来一下,钟梦白、彭倩俪便进了厨房。

　　庄敬天见状，立马起身走到林道士跟前，二话不说双膝跪地连磕了三个响头。林道士大惑不解，说小庄你这是干什么？庄敬天迅速爬起来，顾不上拍拭膝盖上的灰尘，悄声解释：师父，我知道武林中拜师要备香案、摆酒席、磕响头，可是，一则领导有话，说这是封建迷信，不让这样做；二则我是供给制干部，吃穿由公家提供，另外每月还发点儿零花钱，也就只够理个发买块肥皂什么的，实在没法儿请师父下馆子，只好留待后补。不过磕头是表明心迹，那是万万少不了的，这会儿他俩没在跟前，草草补上，请师父多多包涵！

　　萧顺德报到那天，市公安局就给他安排了住房。那是提篮桥区公平路上的一处日本式平房，三间带一个二十来平方米的院子。他在那里只住了两个晚上，嫌上班路远，决定今天开始就住北站分局的办公室了。待到专案组其他成员一个个正点上班，他已经把里外两间屋子打扫干净，连开水也打好了。

　　萧顺德首先介绍了即将调查的案件的简单情况，随即对昨天正准备传达悬办主任杨宗俊下达的任务时突然刹车的原因作了说明———昨天他忽然想到，要想完成这个任务，必须先对这起案件的历史背景有一个清晰的了解。所以，他就去外面奔波了一天，查阅了一些档案资料，浏览了旧报纸，还找了几位当时在上海滩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老同志作了了解。

　　中史上曾经出现过两个临时中央：第一个临时中央诞生于1927年7月12日，它有着血雨腥风的背景。这年的4月12日，蒋介石公开背叛，首先在上海向党人和广大群众挥舞屠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随后，广东、江苏、浙江等省，相继发生反大，轰轰烈烈的大惨遭失败。一时间，血雨腥风笼罩全国。中国到了最危急的时刻，党中央必须改

　　组，领导权和路线问题必须解决。但在白色恐怖笼罩下，召开党代会是不可能的。7月12日夜，根据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紧急指示，在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参与下，中央在汉口秘密进行了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临时中央委员会，代行中央局职权。同年8月7日，按照临时中央成立时的决定，中央在国际的帮助下，于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会议对临时中央的机构进一步完善，选举出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局。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举行了中国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选举产生了中央局和局常务委员会。这样，第一个临时中央就完成了历史使命，于1928年9月2日结束工作。

　　在1931年1月7日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共选出中央局委员九人、候补委员七人，合计十六人，局为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到了9月中旬，在上海的局委员只有周恩来、卢福坦、陈绍禹（王明）、四人，仅占局成员的四分之一，失去了代表多数的作用。同时，周恩来将赴中央苏区工作，陈绍禹将去莫斯科担任驻国际代表团负责人。这样一来，上海的局成员远远不足半数，按照党章规定，局已不能行使其职权。

　　1931年9月中旬，周恩来、王明、张闻天、秦邦宪（博古）等四人在博古家里开会商议此事，商议的结果是：由博古、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等人组成临时中央局，报请国际审批后，第二个临时中央随即投入工作。

　　临时中央作为党的领导机构，处于由派及英、法、美帝国主义租界统治下的上海滩的白色恐怖中，所需要的经费肯定是不少的，否则，不但无法开展正常的工作，连中央机关自身的日常生活和安全都无法得到保障，更别说应付紧急情况以及组织开展群众斗争了。而当时处于地下的临时中央，在上海并无筹款渠道，只能通过两条途径解决这个难题：一是由苏区拨款，二是向国际申请援助。这两条途径中，通常都是以第一条为主，第二条属于辅助渠道，毕竟这是中国人自己搞的，哪能由外国人全部埋单？况且，国际拨款并非通过银行、邮局，而是安排秘密交通员从境外辗转绕道进入中国，其中曲折繁多，风险极大，所需时间少则两三月，多则半年，等米下锅不大现实。

　　因此，临时中央就以密电方式与瑞金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取得沟通。这封电报由当时主持临时中央工作的博古亲自起草，要求苏区方面向中央提供足够的财款作为中央特别经费，以供目前各项开支及作为应急备款.

　　江西苏区的经济情况也不容乐观，但苏区政府还是全力支持，决定拨给临时中央黄金一百二十两（十六两老秤）。这件事的具体落实，是由时任中华苏维埃政府财政人民委员（相当于建国后的国家财政部长）林伯渠负责的。

　　林伯渠批了条子，让从苏区银行按额调拨,收上来的是一堆打土豪没收的各式各样的黄金首饰。以当时的白色恐怖形势，长途调运财款也只有黄金最为便利和安全，国际给的拨款通常也是黄金珠宝首饰。但是，这些黄金首饰零零碎碎的，不易携带，遂请金匠把首饰高温融化后制作成十两一根的大条,装入一口按照金条尺寸专门制作的白铜小盒，盒口用锡焊封。

　　苏区政府财政部具体经办人员考虑到这笔数额巨大的经费从江西送往上海，得经由若干个地下交通员之手，这就有一个交接验核的过程。因此，交割成功后，下线还得给上线一个确认收货的凭证。这个凭证是一个银元大小的汉字，由林伯渠亲笔书写，写后请店铺用经沸水反复煮过的硬木刻成一枚比象棋子薄些的印章，再破解成七件，代表着七个地下交通员。事先将凭证、锁具、钥匙送达预定交接地的地下交通站，上下线交接时，先对暗语，然后下线用钥匙打开上线的锁具确认，交割完成后下线交出凭证，上线则把他掌握的锁具交给下线。上线用凭证向组织证明他已经完成了使命，而此时已变成上线的原下线交通员则用同样的方式与下一站的交通员接头。完成使命的交通员返回后，把收条———凭证交给组织，再辗转送交苏区。

　　至于途经的那七个地方，根据保密规定，林伯渠是不知道的，筹款、拨款是财政部的职责，运送那就是其他部门的事儿了。这种情况，以前也有过，使用的收条凭证可能是另外的汉字，或者并非汉字而是其他形式。如果运送顺利，那就可以把这些凭证撇开不问，通常都是全部凭证还没送回苏区，对方已经把顺利接收的信息传递过来了。凭证，只是在发生意外情况时才用得到。不幸的是，这次特费恰恰遭遇了不测。

　　特别经费运送线日从瑞金启程的，按中央保卫局和中央保卫机关联手制定的路线，应该是这样的：瑞金———南平———福州———温州———金华———杭州———松江———上海。这条路线有些绕，但安全系数大。满打满算，用一个月时间是可以到达上海的。可是，等米下锅的临时中央从11月底开始发电向苏区询问，一直到12月22日，一共发了五封催询电报，还是说没有收到，也没有任何消息，苏区这边于是意识到出问题了！

　　最后一件凭证没有送到苏区。而上海的临时中央在12月22日的密电中也断定：运送途中发生了意外。苏区这边的中央保卫局遂启动调查。经林伯渠确认，已经送来的那六个凭证确是原件；匠也确认是由其亲手制作。也就是说，特别经费在运送过程中，前几站南平、福州、温州、金华、杭州均无问题，事情出在松江至上海的那一段。

　　苏区保卫局试图对此事进行调查，以便弄清，追回那一百二十两黄金。可是，以当时的条件，想去远离江西苏区紧靠上海的江苏省松江县进行调查，那简直难比登天。不说其他，光是潜入白区的安全风险就高得难以预料。当然，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请设于上海市区的中央保卫机关的情报人员协助调查。上海的中央保卫机关情报人员也确实进行过调查，可是，这次运送特别经费是一桩非常重要的使命，启用的交通员都是由中央个别领导直接掌握的地下同志。

　　按照组织规定，这种秘密人员的名址，是不能透露给其他人的，这种情况下，只能由与其建立组织关系的上线向其进行调查。所以，上海方面的调查最终未能进行下去，据说还因此导致数名参与调查的地下党员被捕，其中两人牺牲。

　　一个圈子绕下来，已是三个月后了。中央保卫局只好向苏区政府打报告，要求由苏区政府出面与临时中央那位掌握秘密关系的领导联系，请其安排对此事进行调查。那位领导之前知晓特别经费未能运到中央，虽然交通线是由其提供给苏区方面的，但按照规定，提供后就不能过问苏区方面是怎样使用这条交通线的，因此并不了解其他情况。这时由中央向其交代后，方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立刻布置寻找松江那位承担最后一站运送特别经费使命的秘密交通员。可是，已经找不到此人了。

　　特别经费未能运送到上海，造成了严重后果：致使九名被捕同志无法及时营救，被敌人杀害；使一次预先布置好为配合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日资企业大流产；导致三名伤病的地下机关同志（其中一人车祸）因无医疗费用，得不到及时救治而死亡；四名烈士的家属因未能获得组织及时经济救助流落街头，最后失踪……

　　十八年前的调查结果，就是这样的。这些情况，被中央保卫局保存下来，存放于秘密设在上海租界的中央地下档案库，虽屡经转移，最终还是于1949年5月底上海解放后送往北京。

　　此刻，这些材料的誊抄件又转到了上海市公安局悬办第三专案组组长萧顺德手中。

　　萧顺德向五位部属介绍了这起案件的基本情况后，看着大家，不吭声。李岳梁、庄敬天等五人也沉默以对，众人对这起即将开始调查的案子的复杂程度以及这个任务的艰巨程度深感震惊。

　　稍停，萧顺德轻咳一声，开口了：杨主任昨天临走时紧紧握着我的手说，老萧，组织上盼望你带领全组同志跨越这道难关。大家知道，我于公安工作是个大外行，因此，我虽然坚信我们能够完成这个使命，可是，我不知道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完成。我向‘悬办’报到时，承蒙杨主任关爱，特许我在‘悬办’六个专案组中第一个挑选成员。在座的各位，都是我从‘悬办’的侦查员名单中一个个圈选的，我相信，大家一定有能力、有信心侦破这个案子。我说得对吗？众人异口同声：对！

　　列车驶离上海，在初冬的江南大地上飞驰。庄敬天坐在硬卧车厢侧边通道的椅子上，出神地望着窗外。这次赴北京出差，本来是轮不上庄敬天的。

　　那年头交通不便，经济条件有限，人们通常少有去百里之外的异地旅行的经历，更别说从上海一下子跑到北京了。因此，公职人员对于去外埠出差的积极性甚高，摊上一趟———不管是什么差使，都像是如今购买大乐透中了个大奖似的。

　　起初，萧顺德是点名让钟梦白赴京出差的，可钟梦白对此任务竟然令人意外地显出一种不大情愿的样子。他跟庄敬天私下嘀咕：庄哥，要不你跟领导反映一下，就说我旧伤发作，不便长途出差，说不定老萧体谅部下，就会把这个差使派给你了。庄敬天听着先是不解，继而反应过来：你小子老实交代，是不是有谁扯你的后腿了？钟梦白捱不过庄敬天的反复盘问，只好实话实说，他跟俞毓梅恋爱了，最近有空就去三官镇。这个节骨眼儿出差，那这份热情就得受影响，小俞那里如果出点儿变故，那可就麻烦大了。

　　庄敬天啧啧连声：小俞姑娘这不是倒追吗？都说‘男追女，一道山；女追男，一层纱’，那还不是一追就着了？稍停又道，小俞的眼力有问题，她要追男人，应该先追我这样的战斗英雄嘛！钟梦白听着不受用了，正要反驳，彭倩俪过来说：大庄，萧组长叫你去一趟。被萧顺德叫去的除了庄敬天，还有李岳梁。

　　萧顺德说：我们三个是三组的党员，根据‘悬办’党总支的安排，专案组内有三个以上党员的就要组建党支部。‘悬办’党总支任命我为支部，你们二位是否有意见？那二位自然没有意见。萧顺德接着说：今天我们支部第一次开会，我看就开个生活会吧。你们二位可以向我提提意见，我保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没有？那好，小庄，我可要向你提出一点了：那天你去浦东拜师，我明明关照过你不能搞旧社会封建迷信那套，要维护人民的形象，你答应得好好的。可是，后来呢？你还是偷偷向林道士磕了头。这事有没有？

　　庄敬天暗吃一惊，寻思当时院子里只有我和林师父两个人啊，我没对别人说过，师父自然更不会透露。看来，必是小钟、小彭两人向老萧打了小报告。想着，他叹了口气：，这事儿是我错了，您看咋办，是不是要我作个检查？检查就不用了，不过这是自由主义，以后要注意。庄敬天频频点头，口称虚心接受,随即就开始反击：老萧同志，我忽然觉得有人也犯了什么主义……对了，叫官僚主义！老萧你指派小钟去北京出差，不知你是否知道小钟最近旧伤发作，我正劝他去看伤科呢，如果他去北方受了冷，只怕那伤就发作得更厉害了！萧顺德不知有诈：哦？小钟他身体不好？那得赶紧去看伤科。小庄你说得对，我确实犯了官僚主义，应该在全组会上作检讨。庄敬天见萧顺德脸色凝重，说得那么认真，心里便有些后悔，不过话已出口，也只好将错就错，于是硬着头皮再次开口：那么，小钟他还去不去北京外调呢？

　　萧顺德开口一说，不但庄敬天，就是李岳梁也觉得出乎意料。出差名单报到‘悬办’杨主任那里，是我、钟梦白、彭倩俪三个，结果让杨主任划掉了两个———我和小钟。我按照领导的指示精神，另外上报了你们二位，一报就准了。现在正好通知你俩。出差是好事儿，李岳梁、庄敬天都暗自高兴，至于这里面的缘故，两人压根儿就没去想，萧顺德却已经明白个中原委了。这次去北京，是向林伯渠、陈赓外调，去的同志必须上绝对可靠，他就在自己之外选择了钟梦白、彭倩俪，寻思这应该没有问题了。哪知，悬办领导把他的名字也划掉了，给出的理由是：老萧你是组长，你离开了，如果这边有什么事的话，谁来处置啊？

　　这个理由有点儿牵强，萧顺德就联想到他最近的一连串遭遇，说明组织上果真对他有什么看法了。当然，他知道一个党员不能对组织猜测什么，也就想想而已，然后就到此为止了。

　　专案组派员赴京外调之举，是全组讨论了三个多小时后选定的一个方案。之所以选定这个方案，基于一个原因：十八年前的这个悬案，焦点就是丢失的那笔特费.现在重新对该案进行调查，究竟是从那一百二十两黄金着手呢，还是从运送黄金的最后两个交通员着手？前者既无实施的可行性，也无可查的线索，那就只有把两个交通员作为调查本案的切入点了。那两个交通员一个是杭州的，另一个是上海的。尽管杭州的交通员已经把第六个凭证上交组织，但并不能百分之百地表明他跟该案没有关系。从理论上来说，还有另一种可能：他为了侵吞那一百二十两黄金，杀害了下线，从下线身上获取交割凭证，交给组织作为自己完成任务的证明。

　　这是特费丢失的一种可能。此外还有两种可能，其一，那个从上海前往松江的交通员拿到特费后，见财起意，携金而遁，从此人间蒸发；其二，上海交通员拿到特费后，在松江当地或者从松江回上海的过程中发生意外，丢失了特费,甚至丧失了性命。

　　对于专案组来说，要查清，显然是一个特大难题，十八年前留下的该案的材料实在是少而又少。不过，侦查员面前并不是没有路走，可以通过向当年参与运送特费的中央苏区和上海临时中央的相关同志了解情况，寻找这团乱麻的线;.根据案卷中保存着的简单材料得知，当年负责办理特费的江西苏区中华苏维埃政府财政委员林伯渠，以及上海中央保卫机关领导之一陈赓，都应该是知晓此事的。因此，专案组决定派员前往北京。

　　庄敬天得到了赴京外调的好差使，自是兴高采烈。此次旅行，他还有一个小心思：赴京途中要把自己向林道士磕头拜师如何被萧顺德知晓的疑团破解掉。

　　那天，专案组党支部会结束后，庄敬天就去找钟梦白，直截了当问钟梦白是否出卖了他，后者赌咒发誓予以否认。于是，他就把叛徒嫌疑锁定在彭倩俪头上。

　　十九岁的彭倩俪是个孤儿，她的父母都是抗战初期加入地下党的，抗战时在上海以教书职业为掩护，做党的秘密情报工作，遭叛徒出卖，被捕后双双牺牲。彭倩俪被地下党送到一个同情的人士家，得以继续上学读书。

　　上海解放后的第十天，两个已在解放军部队中担任相当职务的彭倩俪父母生前的上级找到她，问她有什么要求。她提了两点：一是要求成为政府工作人员，二是要求加入中国党。前一点要求当天就满足了，刚刚挂牌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以特招方式安排烈士子女彭倩俪在刑侦处做了一名内勤。后一点要求就没那么便当了，入党不是一桩容易事，尤其是已经成为执政党，对于吸收员的要求就更严格了。那二位老告诉她，想入党，得在今后的工作中以实际行动去争取，当你达到一个中员的标准后，党组织肯定会吸收你的。彭倩俪于是向市公安局党委递交了，还是刺破手指写的血书，足见其入党决心之大。

　　这次专案组派员进京外调，彭倩俪根本没指望轮到自己头上，哪知她竟被选上了，自然是激动不已。旅行途中无所事事，李岳梁嗜酒，便拿出自带的烧酒和一包花生米吃喝。彭倩俪觉得无趣，就凑过去跟庄敬天闲聊。庄敬天寻思这丫头来得正好，正好坐实她出卖俺的行为呢。

　　不过，直截了当询问的话，彭倩俪肯定不会承认，就说小彭我正要找你聊聊呢，你那血书写得好哇！彭倩俪觉得奇怪，问你是怎么知道的？庄敬天说，俺的身份决定俺肯定会知道这种事情嘛———那时基层组织包括谁是党员，在群众中是不公开的，因此他说得比较含蓄，不过彭倩俪一听就明白了。庄敬天说你积极争取是对的，主动靠拢组织，向领导反映身边的情况那就更好了。

　　彭倩俪脸孔顿时通红，垂下了眼睑不敢正视庄敬天。庄敬天于是确认，果线;了自己，不由得嘿嘿一笑。

　　新中国成立后，林伯渠出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开国伊始，百废待兴，林老自是工作繁忙，日理万机。不过，当秘书呈上专案组报请中央有关部门出具的外调介绍信后，林老还是抽出二十分钟时间接待了李岳梁、庄敬天、彭倩俪三人。三侦查员事先被告知：不得记录，所有内容只能凭脑子记忆。

　　林伯渠所说的特费的情况跟专案组之前了解的相同安博体育。侦查员问到承担运送特费的地下交通员的情况，林老不无遗憾地说：如果邓发同志还在就好了。他当年是中央保卫局局长，运送‘特费’是他亲自策划的。不过，林老还是向侦查员提供了一条线索，他记得瑞金方面派出的那个交通员姓秦，曾给高自立同志当过警卫员。后来的事实证明，特费一案最终得以侦破，就是始于林伯渠提供的这条线索。

　　专案组的另一个外调方案却打了折扣。李岳梁三人是向中央有关部门一并呈递的向陈赓外调的报告，可是，他们却被告知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的陈赓正在广西、云南交界处指挥作战。侦查员只得向上海拍发电报报告这一变故，请示接下来是访查林伯渠所说的那个秦姓交通员呢，还是奔云南找陈赓。

　　接下来，李岳梁、庄敬天、彭倩俪三个就研究怎样才能找到秦某。林伯渠说那个秦某曾当过高自立同志的警卫员，那看来首先要找到高自立，看高自立是否知道秦某后来的情况。可是，三个侦查员谁也没听说过高自立这个名字，这让他们到哪里去找？讨论下来，决定去向打听。

　　回音倒是挺快的，也就不过大半天就等到了———高自立同志乃是当年江西苏区的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他是1925年参加的老一辈家，井冈山时期与罗荣桓、粟裕一起担任连队党代表，后来又担任红三军政委兼军委。组建中华苏维埃政府时，他是土地人民委员———相当于后来的国土资源部长。新中国成立后，高自立担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冀察热辽办事处副主任。

　　侦查员向专案组电请获准后，随即离京前往东北行政委员会冀察热辽办事处驻地沈阳。他们还算去得及时，高自立因长期为操劳，积劳成疾，不到一个月之后（1950年1月9日）就去世了。当时高自立已经重病住院，医生规定不准探望，更别说外调了。侦查员向中央东北局求助，最后得以获准递纸条向高自立调查秦某下落。